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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義理想主義:中國外交的政治邏輯

          來源:《黨政研究》2020年第2期2020-03-30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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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任劍濤

            〔摘要〕中國外交呈現出道義理想主義的思維邏輯。從中國政治史自身演變邏輯看,它呈現出由閉關鎖國到開放發展的變化軌跡。從外交思維的演進觀察,它顯現出承認強權政治前提條件下,基于弱者的道義取向,以及崛起狀態下,自認大國基點上的強者道義邏輯。這兩者是基于同一邏輯的翻轉。中國外交所展現的深層理念的道義優先特質,讓其難以展現長袖善舞的一面。這是德性因素剛性主導中國外交的結果。中國外交試圖與國家疾速發展局面匹配,必須作別政治化僵局:不以國內政治,尤其是意識形態取向的內政決斷,直接延伸到外交領域,才足以理性確立外交思維,并真正開拓左右逢源的外交新局面。

            〔關鍵詞〕中國外交;政治邏輯;道義理想主義;道義現實主義;外交思維

            〔中圖分類號〕D8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20)02-0005-16

            理解中國外交的政治邏輯,可以從幾個方面著手。其一是歷史線索。1949年新中國成立70年的外交歷程,以1978年改革開放為界,前三十年閉關鎖國,后四十年走向開放。①其二是總體評價。七十年外交留下了寶貴的經驗。一是逐漸摸索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進路。二是深刻重塑了外交思維,國家利益逐漸成為外交的替代性理念。三是確立了外交的精神宗旨。中國外交以“道義理想主義”為價值基礎,這是一種與經濟利益為中心的外交形成鮮明對照的外交思維,它旨在固守外交的價值取向,全力分辨敵友,經濟利益得失不是主要考量選項。四是外交轉型必要性凸顯。由于中國國家處境的變化,“后革命社會”塑形外交,政治脫敏成為新外交戰略思維形成的前提條件。政治脫敏成功,中國外交就會進入一個新天地;政治難以脫敏,由內政到外交方式都會循排斥性的政治思維展開。在一個復雜的現代世界中,確立中國外交的自洽政治邏輯,既有利于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又有利于世界各國融洽相處。

            一、 自閉與外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的外交歷史進程,可以分為兩大階段,即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①這是從一個時間向度上做出的劃分,也是一個從中國政治自身發展的角度進行的區分。以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后劃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進程,是當下人們習以為常的歷史階段劃分方式。但還可以有另一個劃分方式,即中國在1949年前后,從一個局部化世界的外交進入一個全球化時代的外交,并分別呈現出兩個階段的不同特點。這是一個將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統一起來審視后呈現出來的中國外交階段性特征。

            以1978年啟動的“改革開放”為時間節點定位中國外交進程的歷史階段,是因為從這一年起,中國外交確實做出了重大調整。從內政的視角看,這一年中國的外交開始從對外全面斗爭的外交,轉向大國之間理性交往的方向。從對外關系視角看,其后一年出現了當代中國外交最重要的突破事件——中美打破了30年外交堅冰,在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從此中國外交政策從“批判帝、修、反”的全面自我封閉與全面對抗做派,走向“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改革開放,走向與“帝、修、反”理性交往的外交道路。②從這個特定的角度講,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正進入國際社會的時間,前后大約40年時間。如果計算中間出現的波折時段,中國外交真正融入國際社會的時間就更短了。可以說,以“改革開放”劃分中國閉關鎖國與普遍交往的兩個階段,確實有其足以成立的歷史理由。

            再相對細分一下,改革開放前差不多三十年時間,又可以再分為兩個階段,一是相對開放的時段,二是幾乎不開放的階段。文革以前和文革階段可以說是兩個階段性特征比較明顯的時期。在文革時期,反對帝、修、反,也就是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反對蘇聯及其盟友的修正主義、反對世界上一切反動派,成為國家對外交往的絕對政治決斷。盡管與“第三世界”一些國家有不少外交往來,但幾乎與世界重要國家隔絕,將這種局面稱之為閉關鎖國實不為過。除開這十年,中國外交可以被定位為一個向世界“局部開放”的格局。之所以謂之曰局部開放,是因為從1945年起,世界進入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50年冷戰時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中國加入冷戰陣營的處境即已避無可避。毛澤東提出中國“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1〕這是向當時的二元世界之一——即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二元世界中的其中一部分的開放。

            文革前的差不多二十年,成為改革開放前中國外交進程的另一階段。在時間上的起訖為1949年到1968年。1949年是以建國為標志的,因此容易理解。為什么截止時間是1968年而不是1966年呢?這是因為,1966年發布的“5.16通知”雖然被認作是“文革”正式開始的標志,但1966年開始武斗,還處在相對克制的狀態。1967年在“文攻武衛”口號的刺激下,武斗達到高峰。〔2〕到1968年,內政運行困難,國家陷入自顧不暇的境地,就此完全無力深思熟慮地處理外交事務。在國家體制上,被文革動亂癱瘓掉的國家權力,以“革命委員會”的形式重建。在國際社會上,則乏善可陳,除了對抗美蘇的慣有國際姿態外,就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一些國際事務的政治表態。〔3〕可以說,較多且擅長與落后國家打交道,是建國以來的一個突出特征。

            相比而言,這兩個階段的中國外交均有帶全球眼光的論題。就前一段落講,1953年底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4〕確立了適用至今的中國外交的具體政治原則。就后一段落講,毛澤東在1974年初會見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時提出的三個世界的劃分論,即“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5〕,確立了中國對外交往的國家分層立場,并將外交主戰場放到了第三世界即亞非拉國家上面。

            由上可見,中國改革開放前不能說是閉關鎖國,但對外開放和交往是十分有限的。這可以從兩個方面確證。其一,一個國家真正開放的外交,是對國際社會全方位開放的外交,尤其是對發達國家的開放。在這個特定意義上,當時中國的閉鎖性較為明顯。中美的長期沖突、中蘇1960年后沖突的逐漸公開,讓中國即便對世界的其余地區打開大門并普遍交往,也是缺少世界意義的。其二,中國跟落后國家打交道,被落后國家夸獎,自認和被認為是第三世界的燈塔,但其實發展遠遠落后于世界水平。在這兩個意義上來講,新中國前三十年對世界局部開放的外交也可以說是局部封閉的狀態。這讓中國付出了沉重的發展代價,也讓中國外交交出了高昂的學費。

            1978年以來,中國外交才逐漸走上正軌。這一方面與中國放棄了階級斗爭的國際關系理念有關,另一方面與中國全新啟動現代化進程緊密相連,再一方面則與國際環境的變化與中國的及時反應聯系在一起。中國放棄了反對帝、修、反的對外主張,也就放棄了意識形態的國際對抗,相應便成為一個別的國家可以打交道的正常國家。中國致力尋求發展,也就勢必需要一個安定的國際環境,從而在與各個國家、尤其是與發達國家打交道的過程中吸取他們的發展經驗。中國在一個長達20年左右的、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致力實現緩和的國際環境中,終于醒悟了自外于和平的國際環境對自己國家發展的極為不利。因此適當調整有點失偏的外交政策,就成為水到渠成的事情。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1989年中蘇關系正常化,新中國在建國40年后,終于走上真正的國門洞開、與世界主要國家正常交往的外交軌道。  事實已經告訴人們,中國自明清兩朝以降自我鎖閉,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前,未有根本改變,結局是自釀苦果,讓國家自置于世界現代化滾滾洪流之外。晚清短暫且局部的開放、民國黃金十年(1927-1937年)的對外開放,收獲了與發達國家積極互動,國家迅速發展的果實。只可惜好景不長,迅即夭折。而改革開放四十年克服內外困境,堅持以開放帶動改革,中國迅速躋身于世界經濟大國行列。由此劃出的自閉與開放的國家發展懸殊軌跡,不能不讓人深思。

            二、在強國壓力下:道義理想主義的浮現

            新中國外交的前三十年,本應是國家開始與國際社會相對正常打交道的階段。但因為國際、國內環境因素的制約,國家沒能生成正常的外交思維、外交政策與外交舉措。陣營選擇的固執、對抗思維的宰制、對立行為的主導、生存危機的張力,將中國推向了一個自我封閉的境地。一個國家的外交,本應作為面對不同制度、不同國家、不同處境、不同人民、不同文化的國際交往,但因為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對社會主義的剛毅決斷,讓國家的外交決策者“一邊倒”。這一決策,也許有其當時條件下的合理性。但與一個新興國家本應縱橫捭闔、汲取國家發展資源的外交思維尚存不小距離。尤其是當時西方國家并未與中國發生直接對立,甚至希望與中國保持外交往來的情況下,中國卻決絕地一邊倒向蘇聯,確實讓中國難以營造一個有利于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寬松國際環境。加之后來與蘇聯全面對立,中國對兩個陣營均不靠岸,其對中國發展的顯著遲滯效應,毋庸多言。

            這樣的外交窘境,為多數新興國家所體驗,僅以美國為例。在建國之初,美國也難以即刻形成成熟的外交思維。美國掙脫了宗主國英國的控制,獲得了國家的獨立。但卻走上了與當時世界最強盛國家直接對抗的道路。法國支持美國爭取獨立的建國大業。但法國的綜合實力無法與英國相比。在美國國內,國父們面對國家發展的法國模式和英國模式,也甚為躊躇。相應地,面對美國與法國、英國的外交事務,也存在華盛頓與杰弗遜的不同偏好:前者親英,后者親法。建國之初,英美的戰爭對壘剛結束,自然不可能結秦晉之好。于是美國頗有點向法國“一邊倒”的架勢,美法結盟以抗拒英國打壓。好在美國國內的親英派采取適當措施,讓美國沒有走上法國的激進民主道路,且確立了英國式的國家發展大計。這讓美國不至于付出沉重的國家發展代價。這與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清醒認識到自己國家不能在英法之間一邊倒具有密切關系。他一方面全力整合國內各州的政治力量,促成國家團結。另一方面與英國簽署和約,解除兩國對抗狀態。同時慎重處理與法國、西班牙等國的關系。因此行走在一條中立的外交進路上,致力讓美國遵從正義原則,按照國家利益選擇戰爭與和平。〔6〕美國建國初期沒有在兩強中間決絕地選擇一強,也沒有單純面對諸弱,國父們經過摸索與碰撞,幸運地確立了較為理性的外交思維,促使國家逐漸營造出一個有利國家發展的良好國際環境。新中國建國之際,確實是列強環伺,國際環境張力十足。這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國際基本處境。這導致中國對強者懷有一種抗衡心態、抵觸心理和反對沖動,以至于不習慣與強國打交道。在長期的弱者處境中,中國秉持一種強者應當尊重弱者、強者不應欺凌弱者的道義感。與此相關,中國長期跟弱國打交道,進一步形成了弱者之間抱團取暖、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的國際關系思路。這樣的處境,不惟強化了弱者之間以道義抗拒強權的國際社會心理,也催生并固化了弱者團結起來一定會勝過強者的道義制勝的心境。這兩種心理有力塑造了中國的國家思維和外交思維。對強勢國家的援助中國,以為是道德應當,因此未曾心懷感激;對弱勢國家,總是仗義疏財,認為這是德性表現。因此,中國在與弱國的外交上贏得了好的口碑,在與強國交往上則總是走不出道義抗衡的天地。

            因為中國在外交上總是愿意跟弱國打交道,國家的國際道義形象塑造便比較自覺。中國自覺將自己塑造成為后發國家的代表,在道義上非常自如地采取一種國際理想主義政策。這與中國悠久的儒家傳統文化有關。儒家的精神主調就是道德理想主義。“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 這樣的道義理想主義,即排除功利追求、一心實踐德性價值原則,固然在個人行為上可以臻于極高尚的道德境界。但是,對于一個國家來講,則可能將其帶入一個非政治、反經濟的道德地帶:由于抵制利益,因此對那些追逐國家利益的強國心存反感,對實力外交思維嚴加拒斥。從國際政治、外交活動的道德原則上講,這固然有其可圈可點之處。但從國際實務、國家交往的利益得失上講,則會對國家競爭制勝造成心理障礙。

            道義理想主義的外交思維,與國際政治的實力思維本可相反相成、相形而在。前者作為價值基準,制約與引導外交行為,以免外交活動成為赤裸裸的利益之爭;后者作為行為導向,以硬實力、軟實力與巧實力的選擇性使用,讓外交沿循有益于保護國家利益的方向發展。兩者的相互配合,是一個國家外交純熟的表現。達到這樣的外交境界,實屬不易。因為大多數國家常常處在實力不濟的現實處境中,因此只能寄望于前者為國家拓展一片外交天地。中國長期處在這樣的狀態中。西方國家的實力外交,在中國人眼里就是強權外交。西方國家在外交中秉持的價值原則,被中國人視為虛偽不實的托詞與幌子。

            這與中國近代以來的國家遭遇具有密切關系。自晚清以來,中國在與西方國家的外交往來中吃盡了苦頭。國人認定西方之所以在外交上占盡優勢,就是因為它實力強大,西方國家靠“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這是一種絲毫不加修飾的“實力外交”。抗拒西方的實力外交,只有祭出傳統的道德理想主義武器。因此,在外交活動中,中國全力譴責恃強凌弱、以大欺小;大力倡導強弱平等、不分大小。這是一種典型的道義理想主義外交思維。因為它完全是基于道德應當做出的判斷、確定的行為。但其中潛蟄著的價值意念和行為傾向,即一旦國家實力陡增,這種道義原則就換作是中國作為強者在國際社會執行相關規則。永遠的弱者盟友自認,不變的強者之敵定位,成為一以貫之的道義理想主義外交價值理念自我維系的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這樣的定勢有了顯著變化。1983年鄧小平給景山學校的題字,不僅僅是為教育系統題寫,而是整個中國內外政策的調整標志。這一題字的內容是“三個面向”,即“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7〕三個面向,各有針對,都是戰略調整的重大改變:面向現代化,就是逆轉新老傳統方向,真正啟動中國的現代化轉軌;面向世界,就是逆轉閉關鎖國態勢,真正向全世界開放;面向未來,就是逆轉固執陳舊的意識形態說辭,真正敞開國家發展的大門。這不僅是對文革前一個時期局部融入世界政策的重大校正,也是對閉關鎖國的“文革”政策的終結、向世界全面開放的一錘定音。鄧小平向世界打開的大門,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而不是一個局部的“世界”,以人們更熟悉的詞匯就是“全球化”。在外交上,它指引人們走出面向發展中國家厘定外交方略的境地,走進以發達國家為伍的新型外交天地。這是對建國前三十年外交定位的重大矯正。

            向西方發達國家敞開大門,對近40年中國的疾速發展,意義非同小可。而與西方發達國家修好的外交取向,讓中國的現代化進展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排除西方發達國家這個變量,就完全無法解釋當下中國的崛起。中國改革開放的真正意義在此。在中美關系遭遇調整的情況下,有人設想中國對美國關上大門,向世界其他地區保持開放。這是異想天開的說辭。不對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開放,就不叫開放。況且美國及其盟友就是原來我們全力對峙的“西方國家”,對美封閉,就是對發達國家的封閉。對世界先進國家不開放,只對落后國家開放,那豈不是回到“文革”的“外交”局面。由此可以理解“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8〕的深意。

            確立“三個面向”,既調整了外交思維,也調整了內政思維。但也需要清醒認識到,中國在務實的政策取向中,仍然保持著的深層外交思維,依然是道義理想主義的。不過這樣的思維進路,已經與改革開放前有了明顯的不同:在國家明面上的政策取向,確實已經轉變為現實主義的風格;在國家的基本理念上,則以堅持國家形態所注定的既有原則為特質。就前者言,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也講計劃,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當然也可以借助市場。這成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引人注目的現實主義特征。這是中國近40年內政外交取得巨大突破的動力。以此為據,在內政上,為取得經濟發展成效不斷調整僵化的經濟、社會體制以維持高速經濟增長;在外交上,不斷與西方國家周旋,而贏得國家發展的寬松國際環境。就后者言,無論中國經濟發展處在順境,還是處于逆境,支持中國國家運轉的基本原則是絲毫不能撼動的。對此,在改革開放前期,鄧小平便以決絕的口吻確定了“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9〕這四項原則,在政治上被稱為“立國之本”,似乎是一種權力現實主義的設定。其實,只要明了它背后的預設,就知道它的理想主義深層含義:之所以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因為資本主義道路是一條人剝削人的道路,在道義上必須受到譴責;而社會主義道路才是人民當家作主之路,道義的正當性毋庸置疑。之所以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因為資產階級專政僅僅為少數掌握資本的人群服務,唯有無產階級政權才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兩者的道義高低毋庸多言。之所以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因為中國的其他所有政黨都是為一個利益群體服務的,唯有中國共產黨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10〕的。之所以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因為它們揭示了歷史的基本規律和不易真理,此外的思想體系都達不到這樣的高度。鄧小平設定的“四項基本原則”扼注國家基本價值與基本制度的高位,這與經濟領域中的國內生產總值相比,與外交上與西方國家的修好相比,都更為重要和根本。可見,在內政上尋求成為強國的經濟、社會、政治舉措,都得服從價值觀上的國家意識形態定位;在外交上尋求與強國平等的地位,突破強國對中國的限制,學會與強國打交道,都得服從國家高端定位的價值要求。

            在近期,習近平也特別強調作為中國國家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完整性與完善性,“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創造性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第一次創立了人民實現自身解放的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是實踐的理論,指引著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動。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始終站在時代前沿”。因此,他進一步強調,在實踐原則的基礎上,確定馬克思主義不易的指導地位。“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命運早已同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中國人民的命運、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它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在中國得到了充分檢驗,它的人民性和實踐性在中國得到了充分貫徹,它的開放性和時代性在中國得到了充分彰顯!實踐還證明,馬克思主義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使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歷史和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是完全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是完全正確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完全正確的!”〔11〕這是對鄧小平強調的價值-政治原則的再次重申。

            起自晚清、迄于當下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一直是在強國環伺的情況下展開國家重構和外交活動的,在所謂“弱國無外交”的歷史體認中,中國處在被強國牽引的被動狀態。這造成兩種結果:一方面中國追求成為強國,另一方面也習于跟弱國打交道。這種外交處境,讓中國的道義理想主義理念或直接曝露在人們面前,或潛藏于深處引導中國的內政外交。

            三、內政與外交互動:道義感的內外統合

            幾成共識的是,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何以如此呢?這中間有兩個基本理由。其一,現代外交源于民族國家的建構。在國家內部,是為內政;在國家間發生關系時,是為外交。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訂定后,民族國家作為世界政治主體的局面便逐漸固定下來。一些論及民族國家間關系即外交關系的人士,將這一局面無限前推,其實是一種難以成立的論說。此類論說,如春秋時期外交關系,古希臘城邦之間的外交關系,等等。須知,外交關系是現代國家間的關系,其興起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就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古希臘城邦國家之間的關系,很難說是外交關系,譬如雅典對斯巴達,到底是希臘內政還是外交?它們都屬于希臘地區的城邦國家(city state),彼此之間常有攻防聯盟。當其一致抗拒波斯帝國入侵的時候,他們的關系是內政關系;當其與波斯發生關系的時候,才可以仿照現代外交關系來對待。中國周代的分封國家之間,也不能用現代的外交關系直接看待。在早期,分封國家之上還有一個統一的中央王權;在晚期,盡管諸侯蜂起,但基于正當性需求,還得采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這就與現代外交相去甚遠了。

            在中世紀階段,西方建構起一個世界社會,在統一的基督教名義下,世俗國家的疆界意義并不是最凸顯的。國家或者在帝國的名義下運行,國家或帝國間有些往來,差可以外交名之。在帝國邏輯中,古代民族聚居區多無國家屬性,或直接就是屬國,屬國之間的往來很難以外交視之。在基督教世界社會中,教徒人人都是上帝的特選子民,民族的身份被忽略,民族建立的政治體界限也被遮蔽。所謂外交,難覓蹤影。只有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框架下,現代所謂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的巨型政治體才得以凸顯,民族國家才成為最重要的巨型政治社會。由于內政、外交在民族國家那里被明顯區分開來,現代外交才以獨立面目展現在人們面前:一個國家在主權范圍內,自主處理自己的事務,主權政府成為主導內政的機構,也成為對外事務的代表。所謂“對內保護,對外御敵”的現代民族國家雙重特征就此呈現出來。這兩種國家功能,不論政體形式,即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都無甚差別的。

            “對外御敵”并不是對民族國家外交活動的全部內容。但這一命題凸顯了現代外交的基本特征。一者,由于國家是建立在自然狀態基礎上的,只有在成員們同意參加共同體的時候,他們便信守承諾和協議,成為一個政治共同體。離開一個既定的共同體,一個人就處在國際的自然狀態下。一個主權國家的管轄權是地域的,個人則可以進入或離開。進入一個共同體就承諾了這個共同體的受托管轄權,離開這個共同體就意味著不受其管轄。這就是國與國之間界限的標志,也就是一個國家的內外關系的浮現。對內,成員即是同胞;對外,則區分出國際公民與外國人的界限。二者,不同國家之間,為了解決它們之間的領土界限問題,需要訂立一些條約和協議,以解決管轄權的地域范圍與有效性,確定勞動和工業等財產歸屬。為此,國家間可以結盟。在條約與協議之外存在的廣闊空間如海洋與太空,則屬于人類共有。三者,一個主權政府所行使的對外權,包括戰爭與和平、聯合與聯盟以及同國外的一切人士和社會進行一切事務的權力。因此,國際關系的動態性特點非常明顯,不存在穩定不變的國際關系。所謂“沒有永久的敵人,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即此意。但和平選項勝于戰爭,對抗選項弱于合作,兼容性聯合強于排斥性聯盟。

            為什么說民族國家的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呢?基本理由是,一方面,內政是國家能夠存續的前提條件,一個國家的內政混亂到難以為繼,哪還有什么外交可言呢?這樣的國家,內政外交的主體等于接連消失了。另一方面,內政作為外交延續的基礎,是因為處理外交事務的方式在內政中有跡可循。在現代國家的權力體制中,對外權不再屬于洛克所設想的第三種權力,而是歸屬于行政權范圍的一種具體權力形式。因此,外交官員屬于政府官員的組成部分,而不是獨立為國家服務的權力載體。再一方面,從國家權力的運行上講,內政在于發揮保護政治共同體成員權利的作用,外交也必須秉承這一原則。因此,外交之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尊嚴、保護國家利益等等基準,都由內政預先為之設定。誠然,一個國家的外交活動如何具體展開,絕對有其不同于內政的特殊性。因為外交是在兩個或多個國家間展開的,它同內政主要基于國內情況的考量不一樣,需要考慮發生外交關系的雙方或多方的訴求與權益。但外交行為的國家準則是在內政方面奠立的。

            外交作為內政的延續,內政的邏輯就決定了國際行為的邏輯。中國亦不例外,其內政的邏輯決定了外交邏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邏輯,有其形成與作用的歷史條件與實際動因。從歷史維度上講,人民共和國確認自己繼承了新老傳統,強調新老傳統對現實政治的幫助作用。“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12〕盡管人民共和國進程中間出現過強烈的反傳統運動,但那僅僅是間歇性的政治舉措。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韌性力量,一直作用于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當今就更是在執政黨領袖的直接倡導下,將儒家遺產的現代激活納入國家政治進程。基于這樣的定位,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對當代中國的內政外交會產生精神方向上的影響。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建國的意識形態基礎,也帶有顯見的道德理想主義色彩:在無產階級代表人類最高道德的基點上,由其推動著的共產主義理想,成為人民共和國創制者直接為國家確定的發展方向。從這種道德制高點看待內政事務,那真是“背負青天朝下看”。兩種理想主義共同塑造了中國政治的基本品格。以這種理想主義定位的國內政治,自然會為外交活動打上理想主義的烙印。

            從現實動因上看,中國是在革命處境中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革命的直接目標是推翻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三座大山”在中國的統治。這是革命的敵我劃分區隔出的兩個陣營:革命者與三座大山,相互間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在中國革命的兩個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上,前一階段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歷史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13〕。這場革命,只能由站在道德與歷史制高點上的無產階級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社會其他所有階級和政黨都沒有這樣的能力。后一階段的革命,則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在這個社會里,產品極大豐富到按需分配,個性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完全克制了資本主義的一切缺陷,完全實現了人類古往今來的理想期待。兩場革命,“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后目的,則是在于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后的完成”〔14〕。后一場革命,更是非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不能成功。

            取決于人民共和國的內政邏輯,它在展開外交活動的時候,也就會以中國傳統的道德理想主義與革命的道義理想主義審視外交活動的對象,并于此確定外交基本方針,呈現外交的精神宗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由于帝國主義被設定為革命的首要對象,因此尚未執掌國家權力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將帝國主義國家,也就是西方國家列為敵對勢力。革命后的外交“一邊倒”,可以說是順勢將革命時期的國家敵我陣營劃分帶到了執政時期。革命者與革命對象之間勢不兩立,革命勝利后的中國與帝國主義國家也就水火不容。團結全世界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民,打擊全世界必須打擊的帝國主義實力,便成為改革開放前強勢預設著的外交方針。因此中國外交的著力點一直是第三世界國家。中國在外交上的突破,如加入聯合國,也確實是靠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

            在改革開放后,表面上人們觀察到中國與西方國家尋求雙贏的利益往來,但這種外交往來背后潛伏或深層預設的道義理想主義邏輯,不在雙方發生沖突的時候不易為人覺察。一旦發生摩擦和沖突,它就會突兀地呈現出來。近期中美貿易戰所呈現的兩國經貿外交摩擦背后的意識形態沖突,就可以為人所察知。中國致力占據貿易戰的道德高地,譴責美國的單邊主義,強調中國堅持的全球化立場、多邊主義與自由貿易,是其直接體現。而再深層次的預設,也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謀利性、自利性的非道義取向,與中國的大義凜然、道義使命、更高站位,形成鮮明對比。一種為人所熟悉的帝國主義陣營與革命陣營的傳統劃分,呼之欲出。中國硬核堅守的內政原則,在這里再次呈現其主導外交的強大能量。道義感之統合中國的內政外交,成為人們把握中國外交特點的一個決定性支點。

            四、就內政做外交:道義理想主義的擴展

            中國外交的內政邏輯主導,乃是受中國政黨-國家意識形態、傳統的道德理想主義所共同主導的貫通邏輯。其中,政黨-國家意識形態一直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而傳統的道德理想主義一直發揮的是輔助性作用。但在國家的實際運行中,中國的內政邏輯對外交的影響,受到理想定位與現實處境的兩種力量的交互影響。在國際社會中,中國相對弱小的時候,道義理想主義是為主調,現實主義是為輔調。在國家強大起來的時候,道義理想主義是底色,現實主義浮動在臺面。之所以如此,從精神的內在原因上講,是因為中國還是建立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基礎上的“人民共和國”,國家的精神基礎決定了國家的政治方向,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從國家運行的實際狀態上講,在國家實力不強的時候,訴諸道義,自然是聚集國家力量的一種必然方式。即使這樣聚集起來的主要是精神力量,而不是物質力量。但比之于對國家力量完全失于動員的狀況,對國家的存續自然是具有絕頂重要意義的。況且在面對外交強國的時候,這種道義感讓“侵略者”西方國家心生愧疚感,讓中國富有道德底氣。而在中國強大起來的時候,訴諸道義,讓政黨-國家意識形態中設定的解放全人類的宏偉道德目標重新主導外交行動,就是題中應有之義。國家實力與國家確立的人類義務攜手,又為國家的外交行動注入了新的精神動力。

            一般而言,外交是一個國家相對獨立的活動。這是因為,外交受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際社會、國際文化等多重因素影響,因此,一個國家基于這個國家的內政邏輯,是很難順暢貫通到外交事務上的。外交是國家間的活動,因此,超出一國的主權范圍,或者說在主權邊際上展開運思和采取行動,乃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這對較為典型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是足以成立的。但對中國來講,外交活動有著容易被人忽視的特殊性。這就是中國已經是超出一般民族國家意義的特殊國家,國家的建構有著十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而且意識形態的理想主義指向又十分鮮明。這就讓接受其意識形態屬于“我們的”陣營、不接受或反對這一意識形態的便屬于“敵人的”陣營的“敵我”劃分,絕對主導著國家的外交活動。從戰略布局上,這樣的影響體現在以意識形態認同劃分外交陣營,一旦在意識形態上趨同,不管國家間關系究竟有多么久遠的歷史沖突,在地緣政治上兩國間具有多少潛在危險,在實際的經濟貿易往來中存在多少可欲利益,那都在所不計,勢成外交上值得深交的友好國家;一旦在意識形態上分野,不管國家間幾乎不存在歷史性沖突,無論地緣政治上多么符合遠交近攻的古訓要求,不計國家間往來可以獲得或已經獲得多少利益,那都不予考慮,絕對屬于國家的敵人。即便不得不與后者不往來,也必須提高警惕性,并且在利益交往之外,保持中國的國家屬性認知和執政者長遠的使命意識。這是中國國家性質注定的國際思維。

            這樣的外交思維,盡管直接得自內政,但也促成了中國簡單明快的國際關系認知。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在國際政治場合都守持一種“非黑即白”的、確定敵我關系的進路。非黑即白的判斷,本來源于內政。因為革命處境中的敵友劃分,是革命勝敗的決定性因素。“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15〕將這樣的思路擴展到外交上,非黑即白的敵我截然區分,便促成了毛澤東在建國之際確立外交方針時單一的陣營選擇,特別反對騎墻態度。“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16〕

            對一個剛剛建立的國家來講,由于長期處于被西方帝國主義強國欺凌的受辱境地,因此,對它們表現出強烈的憎恨之情,誠屬正常;反過來講,對那些表示同情、支持和援助中國革命與建國的國家,心存感激、寄愿結盟,也符合常理。非黑即白的陣營選擇,對一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新生國家來講,可以實現少耗費國家資源就確立起自己的外交大局的目標。但這樣的判斷,因為深度切入國家肌體,因此一定會成為在中國長期發揮作用的深沉外交理念。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的外交事務,基本上是向蘇聯的“一邊倒”。從時間維度看,差別只是在于,在中蘇兩國關系修好的情況下,兩個國家是在意識形態、國家關系、經貿往來、國際互動諸方面的全面友好關系。在中蘇交惡之后,國家往來、經貿關系、國際互動明顯走向敵對。但讓人看到的一個特殊現象是,中國在意識形態上對蘇聯的深度認同,仍然頑強維持著。

            觀察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外交關系,情況就大為不同。由于西方列強在近代以來侵略中國、掠奪資源、壓制國權,因此是中國的兇惡敵人。這樣的敵人意結難以化解。試問何故?首先在于根深蒂固的政治意識形態對立。政治意識形態是政治行動的觀念基礎,人如此連接觀念與行動,國家也同樣如此。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剛性劃分模式中,一系列對峙性的選項不容國家有絲毫的輕慢:國家主導與市場競爭、權力謀劃與個人自由、國家引領與社會自治、當下目光與長遠打算,兩相對峙的方案,只能決絕地選擇其中之一,絕對沒有妥協的余地。社會主義誠然需要補發展生產力的課,不過絕對不是屈從于資本主義模式,而是為了夯實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為戰勝資本主義提供物質條件。社會主義經由強大的物質基礎與歷史發展規律的交互作用,在你死我活的競爭中的最終取勝,才有足夠的保障。這就讓人們能夠理解何以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總是磕磕碰碰,難以成為真正盟友的深層緣由。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政治思維與社會思維出現分流。國家權力判斷不再直接構成社會公眾判斷。因此,在國家運行的現象層次,表現出社會思維與行為的極大靈活性。但是反過來,我們一定要看到,社會公眾的判斷從來都無力主導國家的國際關系政策,更難以撼動中國的外交思維。對現代國家來講,外交政策是國家權力方面行使的,公眾輿論可以施加影響,但無以決定國家的外交政策。中國亦是如此。這讓中國外交的意識形態主導思維,就此具有持續發揮作用的可能。

            與此相關,中國外交承接革命時期必須確立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左即右、你死我活的大思路,以簡馭繁,應對改革開放后的外交局面。從中國當代外交的歷史線索上看,在三個世界劃分的思路中,兩強主導世界的局面,讓中國雙線作戰,到后來明智地調整為聯美抗蘇政策,出現尼克松訪華為標志的“1972轉向”。到蘇聯陣營崩潰后,中國認為世界出現了一強多極的國家局勢,因此著重處理中美外交關系。當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躋身世界前列以后,在歐洲內部紛亂的情況下,中國認為多極國際政治局勢,已經變為中美之間主導的世界格局,此時,中美國(Chimerica)概念爆紅,“中美共同體”論題不脛而走。但是這樣的國際局勢迅速出現變化。當中美貿易摩擦趨于緊張之際,中國外交思維本未松動的陣營意識,被輕易調動起來。在此時,國家層面盡量表現克制,但社會公眾受制于傳統外交思維所表現出的“中美必有一戰”,不僅出現在微信、微博這樣的公眾言論空間中,也出現在社會精英人士的中美關系評論里。更關鍵的是,中美對立的外交關系明顯引領中國當下的外交思量,足成呈現中國外交思維精神特質的標志性事件。甚至在一些人的解讀中,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都是為了應對美國的封殺而做出的戰略反應。“中美必有一戰”進一步引出中美誰能取勝的論題,將中美外交關系推向一個極富張力的境地。對中美爭勝做出的回答,到目前為止,可以被認為都是基于道義的答案:在國家方面,以中國堅持多邊主義、自由貿易、互利共贏而站到了比美國更高的道德位置上;在公眾眼里,霸凌成性的美國必然輸掉中美之間的競爭,而德性至上的中國必然贏得中美競爭的勝局。中國崛起勢不可擋,美國衰落勢難避免。如果說國家方面保持了外交理智的話,社會公眾方面自覺或不自覺地受道義感誘導的外交思維特點,醒目展現在人們面前。

            至少從中國社會公眾的角度看,“贏家通吃”的外交思維具有極大社會影響。這是革命年代敵我尖銳對立情況下出現的一種思維定式。因為在敵我對立、你死我活的境況中,確實如毛澤東所說,很難設想第三條道路。打倒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革命的唯一正確性,是保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前提條件。非此不足以提供給革命以足夠的精神動力。這樣的思路新中國成立以后,強勢切入執政思路。因此擴展為“一邊倒”和敢于斗爭等外交理念,外交的競合關系,因此收縮為競爭關系,進而收縮為拒絕共存的你死我活關系。更讓人感嘆的是,由于道德理想主義的傳統價值引導,道義理想主義的革命理念支撐,勝之在我、敗之在人的外交意念,時時浮現在公眾的大腦中,這對中國外交總是以一種勝負手思維確定行動,發揮了明顯的塑造作用。

            五、中國外交思維:道義現實主義或是道義理想主義

            中國的國際行為遵循的是一種什么樣的價值理念,抑或中國在外交活動中秉承著意什么樣的精神宗旨?閻學通提出饒有新意的“道義現實主義”概念,以此定位中國的國際行為價值基準。道義現實主義關切的核心問題是“崛起國是如何取代現行世界主導國的地位的,即‘世界權力中心’轉移的原理。道義現實主義理論對于上述問題給出的核心解釋是:崛起國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領導力強于現行世界主導國”。為此,他在國際理論上確證,國際行動中道義的可以是現實,現實的必須基于道義原則,中國古人所謂“以身作則”堪為佐證。一方面,道義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國家利益的最主要部分,它是國家外交政策要實現的目標。這些利益包括政治、安全、經濟和文化四大類。在國際政治領域,領土主權、海洋權益、國際組織投票權、外空開發權是國家利益的主要指標。同時,實力是界定國家利益的基礎,也是實現國家利益的工具。實力由國家的物質與非物質力量構成,分為政治、文化、軍事和經濟四類。政治是操作性實力,其余三者是資源性實力。在國際政治中,無論一個國家怎么想捍衛權力、提升實力,都遵循著低層次上諸如遵守盟約、不斬使節、償還債務、禮遇首腦等道義標準,在高層次上以誠信、權威、信譽等道義認受確立國際領導權。循此思路,閻學通指出,在守成國與崛起國之間能否形成替代關系,關鍵在于在國際政治中秉持王道、霸道還是強權。“強權國遵循實力規范,即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原則;王權國遵循道義規范,即其行為符合當時道義規則;霸權國遵循雙重標準規范,即對盟友實行道義規范,對敵國實行叢林法則。”〔17〕顯然,在道義現實主義的理論視野中,中國傳統色彩甚濃的王道政治,正是符合其價值設定的國際領導權形式。

            在現代國際政治理論的脈絡中,閻學通所論是自洽的,也能夠得到國際政治的經驗支持。基于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的自身脈絡,離析出現實主義的實力因素與道義因素,并且給予雙關性闡釋,確實將國際政治領導權更迭的理論內涵揭示了出來。霸道與強權,確實是無法贏得國際認同的領導進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尚書?洪范》) 王道的國際政治模式,才足以讓一個國家富有權威和認同地行使國際領導權。但在當代中國獨特的國際政治行動中,閻學通的解釋可能會遭遇一些經驗和理論上的挑戰。首先,在理論上講,道義原則必定是理想主義的,現實原則肯定是實力型的。如果將理想主義原則貫穿到底,那就不僅沒有現實主義的實力強弱判斷的立足之地,也沒有基于利益考量的任何必要。正誼為謀利,明道為計功,這就是將道義工具化。如此一來,道義現實主義無法應對人們對其發出的以道義為名,以謀利為實的邏輯悖反的挑戰。其次,在實際的國際政治行動中,實力原則既然是首要的現實主義原則,那么道義原則就只是一個行為修飾方式。唯其如是,實力原則才能貫穿到底。反之亦然。道義既成原則,就應當無視或輕視實力的增減結果,如此才能保持道義原則的一貫。兩種不同的邏輯,是無法隨意打通互用的。再次,在行動邏輯上,秉持道義的實力追求,可以說是人類所有行為中,連接動機與效果的理想境界。在現實狀態下,凡是秉持道義原則的行動,在結果上就是利益付出或實力受損。因為只有仗義疏財,才能證明主導行動的一方是具有真正的道義感的;只有實力受損,也才能證明主導行動的一方是為增進另一方的實力或收益。這是在一定時空條件下,利益是一個定數,而不是一個變數的定勢所決定的事情。即便是雙方或多方發生關聯,從總體上增進了物質利益總量,那也有一個按照何種比例分配的問題。主導雙方或多方行動的那一方,如果通過這種關系獲得了增進利益的較大份額,也可以說就此增強了自己的實力,那么,它自己認定其行為的道義動機就會受到質疑,而謀利的實際意圖就會曝露在關系對象面前。這從中國傳統的王道政治理想乃“博施濟眾、老安少懷”上可以得到印證,也可以從霸道政治懷仁義、崇機巧、實農業、重兵戎的特點得到認知。前者為的是讓人心服,后者明顯相信以力服人。〔18〕此如孟子分析的王霸之道,具有根本性差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 這一區分,可以說是理想類型的劃分。但在實際對應上,也具有區分道義與實力兩種政治形態的指引功用。兩種類型的相斥性,顯而易見。

            中國的外交思維可以“道義理想主義”命名。所謂道義理想主義,有兩個構成界面。一是古代構成界面。在古代,道義完全是基于單方面的理想主義動機,比如“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 在政治建構上,基于自我道德動機建立且不追求實力、而尋求“來者悅”的政治體,以均富和安適讓人心悅誠服。“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述而》) 而在中國古代實際政治運行中,以五服制度、天下體系建構的中國古代“國際”政治邏輯,通過文野設定來建構世界秩序,被卷入天下體系的國家,都是文明程度不如中國的蠻性國家。因此,中國是他們的文明提升者、利益輸出者、危難拯救者。至于被納入天下體系的其他古代國家做何反應,不是這一體系設計者需要考慮的問題。趙汀陽認為,中國的天下體系是一個“漩渦模式”,中國按照自己的運作模式旋轉,別國是主動卷進來的,中國并沒有征服這些國家,但中國卻以和平方式處于不停的擴展狀態。①這樣的斷定,自然是中國自身基于自我高尚動機的“夫子自道”。論斷者對天下體系時代朝貢國家的感受是不加考慮的。即便朝貢體系中的國家將中國視為侵略者,辯護者也不改將其認作道義理想主義的國際秩序設計方案。

            二是現代構成界面。在現代國際政治中,幾乎沒有國家以提升自己的道義境界,而以別國感動的方式讓其欽服的。國際政治中的霸道,總是以主動出擊而尋求實力增長的,幾乎無法見到提高文明道德水準而讓別國認同的。這是政治中古今邏輯一致性的表現,也是政治之為政治的本質屬性體現。古今政治之迥然異趣的地方,不在以反政治的道德方式解決政治問題,而在以制度約束的方式降低沖突的可能。這樣的制度建構,因為符合雙方或多方的利益訴求,而在道德上顯得可以接受。這是現實主義的外交思維貫通性地審查外交活動,可以得出的基本結論。但道義理想主義在國際政治中趨之若鶩的追求國家實力的大局中,是否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呢?回答是肯定的。原因則簡單而明了:它在高階地位上具有提挈國際政治價值的作用,以此約束無規則的國家間競爭,而不至于讓國際政治成為叢林規則肆虐之地。即便是占據國際強權地位的國家、全力爭奪國際霸權地位的新興國家,即便為國家功利所驅使,但也總是會以道義理想主義正當化自己的行動。此時,道義取向與現實訴求,構成兩種不同的邏輯,不在同一層次相互貫通。

            道義理想主義以動人心魄、感人肺腑的道義感奠基。道義感可以有一種力量感,尤其是在國家社會強弱分明的情況下,在實力上不足以制衡強者的弱者方面,以道義譴責前者的霸凌或侵奪,總是在道德上站得住腳的。同時,在激起弱者反抗強者,爭取弱者當有的道德權利,以及相應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權利上,也確實有激勵弱者斗志、指引前行方向、凝聚群體力量的功能。毛澤東以此激發處在弱勢的中國挑戰帝、修、反,以此在中、美、蘇瘸腳關系中開辟中美外交的新局,證明了不靠實力支撐的道義理想主義,是可以在國際政治中發揮某些實際功用的。站在道義理想主義的高度上,讓人認定自己站在實質正義的絕對高度上,因此做什么都是深有其理、無可厚非的。道義理想主義代表的是善的力量,極端現實主義代表的是惡的力量。如果將國際政治視為善惡的對決之局,那就更是容易激發人們內心深處的道義理想主義認同感,讓其具有實力政治所難以具有的道德號召力與力量感。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不少案例,是國際政治中雙方實力構成懸殊情況下,依靠道義力量勝過對手的事實支撐。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外交思維沒有出現過結構性的變化,道義理想主義是一以貫之的外交核心理念。對此人們會質疑,在文革中毛澤東適時對中美關系做出的驚天突破,難道不是現實主義的外交思維驅使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縱橫捭闔,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難道不是現實主義的外交思維促成的后果?對此,完全可以承認,這都是現實主義外交思維的行動果實。但這并不等于有理由說中國的外交思維模式就是現實主義的。一時一事上的現實主義外交行動,可以是在現實主義的外交考慮下做出的決斷。但外交思維模式不是應對一時一事而可以生成的,它依賴于長久積累的外交經驗、歷史記憶、價值積淀,不斷累積而成一個自我維續、高度穩定的思維模式。因此,它也絕對不會被輕易撼動。因為中國外交的道義理想主義思維模式,是建立在千古深厚的道德理想主義價值根基之上的,是為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念和價值信念所支撐起來的。只要這兩個條件沒有結構性改變,那么,中國的道義理想主義外交思維就不會有什么大的改變。

            六、校正中國外交的價值基準

            在道義理想主義的外交思維中,全局、深層、長遠的考量,總是蓋過局部、表層、當下的思慮。在某種意義上,后一種思慮,讓現實主義、哪怕是道義現實主義的外交行動,具有了廣闊的施展空間。這樣的施展,甚至讓人認為中國人秉持的是現實主義、實用主義或功利主義的外交理念。在這樣的判斷中,國人日常生活中表現出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贏家通吃的習性,讓人以為它自然會貫通到國際行為之中。確實,在當下外交政策建言中,出現了不少這樣的高論。但這是被中國外交的表面現象所迷惑的結果。即便說中國在外交事務、國際往來、全球競爭中并不是不爭取國家利益,而且在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利益的自覺與實踐,愈來愈成為中國對外行為的鮮明特征。但透過這些表面現象看,中國即便是在與國際社會、尤其是與西方國家競爭的時候,所爭絕對不是一時一事上的勝負。因為中國確信,自己一定會取得全局、深層和長遠的勝利。這樣的勝利幾乎是預先注定了的,這既是因為中國站在道德理想主義的價值制高點上,也是因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絕對正當性支持,更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宗旨所致。這是全球范圍內無人可敵的優勢。這一優勢的悉數體現,需要時間、需要代價、需要積累、需要認同。但最后結局,已經設定。

            中國外交的道義理想主義,對身處當下的中國外交來說,是一種支撐全局和未來的高遠理念。如果說中國革命必須經歷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才有希望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目標的話,那么,中國外交的高遠理想,還需要首先面對現實的國際環境,并因應現實環境制定合理化的外交理念、實際可行的外交政策,才能夠不斷推進到有望實現其理想的境地。因此,與現實情況常常嚴重疏離的道義理想主義,可能確實是需要呵護的高遠理想。但與現實匹配的外交理念,則需要實際坐實,否則現實處境中外交活動的致效性就會下降,外交的國際受挫現象就有可能頻頻出現。這對基于全局和長遠的道義理想主義外交思維的維續,恐怕難稱福音。

            為建構起基礎更為扎實和深厚的、現實取向的外交思維,中國需要確信下述幾點:第一,中國只不過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以來逐漸浮現的200多個民族國家和地區中的一個。因此,中國必須學會跟民族國家世界的不同成員打交道。這是中國外交必須確立的國家形態支點,否則就難以確定中國是以何種國家形態在與別國打交道,就會陷入自亂方寸的境地。當下有人將中國定位為古今一貫的文明性國家,拒絕承認中國的民族國家屬性;也有人認為中國就是一個獨立成體系的“天下”,不僅不宜以西方歷史上的帝國視之,而且不宜以迅速稱雄世界的現代強國視之。這些論說,都具有一定理據,但都是擾亂中國外交的國家定位的說辭。尤其是在其他民族國家的眼里,只要中國自稱非民族國家,其實就是試圖謀求全球特權與霸權,這對中國開展正常的外交活動,肯定會帶來極大障礙。

            第二,中國需要正視與強國打交道的處境。在中國經濟增長取得令人矚目成績的情況下,中國還需要相應積累起與強國交誼的理性經驗。從總體上講,由于明清兩朝的厲行海禁,長期閉關鎖國,造成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相對隔絕狀態,中國對外部世界是不太了解的。與外部世界打交道,中國自然有一種怯生生的感覺。與此同時,在人民共和國建政以后,由于反對帝、修、反的國策,讓中國再次陷入自我封閉的緊張境地,中國與外國打交道相形減少,無論與強國、弱國打交道的外交經驗都顯得明顯不足。歷史地看,從明代開始禁止海上貿易、阻止傳教士進入中國核心地帶,中國就形成了孤芳自賞的國家習性。相沿以下,英使馬戛爾尼到中國表達通商訴求,遭到中國皇帝的嚴辭拒絕,更是強化了自我封閉的國策。晚清對國際貿易規則的無視,引發了中西方的商業戰爭。民國時期,蔣介石對蘇聯式道路和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道路的同時拒斥,成為另類的自我封閉理念。直至“文革”,自我封閉加自我欣賞的習性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可以說,中國適應民族國家構成的現代世界的時間很短,與各類國家打交道的經驗積累不厚,尤其是與強國處理外交關系的技巧明顯生硬。本來是志存高遠的道義理想主義外交思維,結果一時竟成為拒絕與外部世界往來的自我封閉理念。加之建國者斬釘截鐵地認定“外交無小事”,于是,隆甚其事的外交,變成了國家權力高層殫精竭慮思考和處理的專項事宜。社會公眾對外交事務一無關聯認知、二無判斷信息、三無介入渠道、四無參與熱情、五無評價意愿,結果本應成為現代外交重要渠道的公共外交、民間外交便難有起色。

            第三,中國外交需要確立大戰略與具體策略的貫通性機制。在大戰略上,尤其是在遠期戰略上,也許道義理想主義可以暫列其位。但如何在全局、長遠和深層上的取勝到來之前,穩扎穩打,贏得應當或可以贏得的外交競合局面,則是中國在外交上要考慮的重點。對此,時殷弘指出的中國需要避免戰略透支,是一個需要引起重視的論題。所謂戰略透支,就是國家的目的與手段、目標與資源的嚴重失衡——目的過于宏大,以至于手段無法跟進;目標太過眾多,以至于資源明顯匱乏。時殷弘明確指出,中國在改革開放取得顯著成就之后,近期“開辟或固化了那么多‘新戰場’或 ‘新戰線’,但其中沒有哪一個短期內是能夠定勝負的。因此,中國將在可預見的未來同時從事多項或多線‘戰斗’。從戰略常理來說,這是一種令人憂慮的局面。如果注重兩條基本的軌跡,即中國經濟在近兩三年緩慢但頑固地持續下行,與此同時中國的國際介入和海外擴展急劇增長,那么情況就可能更值得憂慮。打個比方,中國的‘存款’大概正在緩慢但頑固地相對減少,而中國的支出卻在相當急劇地增加。因此,根本的‘戰略透支’的風險或許正在上升”。為此,他強調,“中國成為偉大的世界強國是一項需要數代人前仆后繼、經久努力才能夠真正完成的偉業,每一代人可能獲取的最好成就何在? 就在于大致完成他們處于其中的每個歷史性階段的基本任務”。 〔19〕這與筆者前述信守道義理想主義的全局性、長遠性、深層性價值,與處理好目前中國外交的復雜事務之間的有序關聯,在宗旨上完全是一致的。

            可以說,基于中國目前的國際環境,中國道義理想主義的外交思維需要做出一些校正,并在此基礎上確立處理外交事務的基本行為準則。

            首先,我們必須為外交事務進行政治脫敏。外交事務非常復雜,在社會要素對應性上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科技諸方面,都有外交事務作為的空間。尤為重要的外交領域,當是國家間的政治往來。在外交形式上,則有官方外交、權力外交、公共外交、民間外交種種形式。但如前所述,其中重要的外交形式,當然是國家權力之間的外交往來。在外交被作為極為嚴肅的國家政治事務的情況下,外交的開展就變成了高度敏感的政治事宜。但這不利于外交活動的活躍展開。因此必須為外交事務進行政治脫敏,使中國可以在跟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經濟制度、不同歷史傳統、不同文化氛圍的其他國家打交道的時候,逐漸形成一種務實的邏輯。在中國對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和地區的外交活動中,這一點顯得尤其重要。相對而言,在中國與伊斯蘭世界、亞洲其他國家、非洲、美洲國家打交道的時候,政治上的脫敏需求就不那么強烈。這當然與中國近代以來的國家處境、中西關系、革命格局、陣營選擇、對立記憶、國際認同等等因素復雜交錯聯系在一起。

            政治脫敏,就是要以復雜性的全球化思維應對國際政治問題,而不是以一個簡單草率的政治價值屬性來輕易劃出一個敵我陣營。政治脫敏,就是不要把政治當成你死我活這種對立性強的游戲。對國際社會來說,不同國家之間的摩擦、沖突與對立必不可免。但相倚、合作與妥協,更是必不可少。訴諸國際規則,進行馬拉松式的談判,呵護合作契機、尋求共贏結果,是必須守持的外交信念。外交活動中切忌一遇沖突、一退到底,認定戰爭不可避免,認定只能你死我活。今日中國流行的、對待中外關系,尤其是對待與中國有沖突的國家的關系時隨時浮出的“不免一戰”話語,就是政治未能脫敏情況下的沖動性話語,這對中國在國際社會與人友好相處是不利的。中國要免于口號外交。政治脫敏就是要口號脫敏,叫囂口號對外交事務的妥善處置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

            其次,需要確立“他者”的思維。在道義理想主義的傳統思維中,中國確立起了出自自我道德立意的思維與行為進路,“他者”便成為這種外交思維的陪襯,可有可無。以我為主、以客為輔,自然是處理外交事務的主動性、進取心的表現,但同時也就很難在將心比心的國家共處環境中,催生“我”與“他”和諧相處、理性對待分歧、理智尋求合作的國際氛圍。對中國來講,長期習于以政治意識形態、國家政體形式、一貫敵友關系、自我道義衡定來處理與別的國家的關系,因此在外交上即便有條件承認他者,尤其是強勢的他者的存在,但也不愿意與意識形態不同、政體形式相異、曾經相互敵對、不合自設道義的國家往來。即使不得不相互往來,在價值理念與深層關系上,依然將之視為敵對勢力。今日中俄關系的親善、中美關系的摩擦,差可證明這一點。中國必須學會與不同的、異質的“他者”打交道,才能成為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才能真正融入國際社會。

            再次,中國需要確立共贏的外交思維。改革開放以來,互利共贏成為中國處理外交關系的文獻原則。但要真正實現這樣的目標,還需要艱苦的努力。原因在于,中國長期是以你死我活、此消彼漲的行動思維對待強大國家與弱小國家的外交關系的。共贏,可以說是閻學通倡導的“道義現實主義”所接納的國際行為法則,盡管他更為關注守成國與崛起國的國際領導權替代。在國際社會中,一個國家基于現實處境,不能不更多地考慮自己的利益得失。但同時愿意考慮對方的利益,也才能要求對方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在道義理想主義的精神氛圍中,一個國家容易自認對別的國家總是利益輸出。一種仗義疏財的自豪感,容易讓這個國家對對方國家、尤其是受援國家,生發一種居高臨下的道德優越感。這樣反而可能造成“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傷感后果:一方面,確實對對方進行了大量利益輸送,但另一方面,因為那種優越感可能傷害對方,結果對方對中國并沒有心存感激,甚至心懷不滿、心生怨恨。可見,承諾現代國家社會的每一個成員是真正平等的成員,然后理性相處、平等相待,中國才能夠與其他國家一起謀全局、謀長遠、謀共贏。

            〔參考文獻〕

            〔1〕〔13〕〔16〕毛澤東選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1472-1473,1313,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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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M〕.外文出版社,201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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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8-05-05.

            〔12〕〔14〕毛澤東選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534,653.

            〔15〕毛澤東選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3.

            〔17〕閻學通.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32.

            〔18〕劉紅衛.王霸的時序性——試析有王道向霸道轉變的原因〔J〕.管子學刊,2004,(1).

            〔19〕時殷弘.傳統中國經驗與當今中國實踐:戰略調整、戰略透支和偉大復興問題〔J〕.外交評論,2015,(6).

          [ 責編:李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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